二是投入方式不盡合理。財政資金對文化產業的扶持應建立在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和系統使用的基礎上，隨意化和各自為政只能降低效率，甚至造成重復建設和資金浪費，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投入文化產業時仍延續著計劃體制下的撥款模式，不注意運用稅收等優惠手段，不習慣把財政支持與各類金融工具相結合，使有限的財政資金沒有發揮出真正的效力。

　　三是各類文化投資基金行政化色彩嚴重。設立產業投資基金是扶持產業發展的有效形式，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立了許多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在促進文化產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些基金一方面來源較為單一，沒有充分利用起各類社會資金和金融資金，限制了基金的規模；另一方面，在基金的管理上多以行政手段為主，基金的設立和管理辦法由政府部門制定，使用也由政府部門管理，使基金無法實現市場化運作。

　　四是財政資金的后期管理較為薄弱。無論財政撥款還是通過各類投資基金投入，由財政資金形成的文化資產也是重要的國有資產，理應納入嚴格、規范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中，但相較于其他國有資產，文化資產具有“輕有形、重無形”的特性，管理起來有一定難度，資金投入的實效也不易評估，這就造成了財政資金投入文化產業“重投入、輕管理”的現狀，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財政資金的浪費，又極易形成國有文化資產的流失。

　　（六）法律法規及政策配套仍不完善

　　文化產業具有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的特征，在現代服務業中處于高端位置，這些特點決定了其健康發展必須依賴于強有力的產業政策支持，只有制定出系統、科學的法律、政策體系才能確保產業發展的規范和穩定。但是，當前涉及于文化領域的立法還不多，涉及到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律法規更少，不適應產業的發展需要，也不利于文化產業與金融資本的進一步融合：

　　一是現有法律法規立法層級較低。涉及文化產業發展的法律政策大多集中于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的層面，這些政策規定由于缺少較高層面的立法保障，穩定性和權威性較差。當前我國文化產業不斷與國外產業發生關聯，這就要求文化產業的法律政策規定要與國際貿易體系相融合，立法層級太低也影響到與國際的接軌。

　　二是現有法律存在“重審批、輕保障”的特點。涉及文化產業發展的現行法規中，有一部分是按照計劃體制的思路制定的，強調了如何加強管理，條文中限制、處罰的規定比較多，而對于如何保障文化產業的自身權力、如何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則規定較少，一些法律規定還存在定義不明確、靈活性大、互相矛盾的問題，影響到執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