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滿足工薪群體剛性住房需求。在新時期，除了兜底保障的公租房之外（含貨幣補貼），保障性住房的主體是配租的保租房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2021年的國家22號文和2023年的14號文，對這兩類房源已明確了籌建渠道（土地供應）、資金來源、建設主體、分配對象。打造配租和配售的保障房體系，目的是針對工薪群體、人才群體，籌建低租金、低售價、配套好，“有租有賣”的供應閉環，降低城鎮化的成本。

這樣，廣大工薪階層和人才群體可以較低的成本融入城市，不再為住房焦慮，從而放開手腳為美好生活奮斗，這也才能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下一步，保障性住房除新增用地建設外，還將盤活存量。比如，存量住宅物業收購或“非居改保”，未來還將大規模盤活閑置土地建設保障房，而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分化也做好了資金準備。

再次，充分賦予各城市政府房地產市場調控自主權，這是完善央地管理架構，夯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實現權責對等和激勵相容，也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體現。將調控的權力給到地方，同步將穩定行業和市場的責任也賦予地方。在區域分化、消費群體差異化加劇的當下，在自主決策的前提下，更熟悉微觀市場運行態勢的地方落實因城施策，才能更精細化地將房地產管理好。

《決定》還提出，允許有關城市取消或調減住房限購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供求關系逆轉以后，投資需求趨勢性退出，居民預期轉弱，繼續堅持限購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預計后續未退出限購政策的城市或區域將相繼退出。在新房市場產品不斷迭代升級，改善型需求持續釋放，居民住房需求多樣化的新時期，退出限購以激勵需求更有必要。

目前，絕大部分剛性需求轉向小戶型為主的二手住房購置、保障性住房租或購；新房市場越來越面向改善型需求，再加上新房建設規模收縮，不再對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實施懲罰性稅率（比如非普通住宅在契稅、增值稅、個稅上較普通住房翻倍的稅率），不僅能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釋放，穩定新房市場規模，還會激勵開發商打造面向改善的高品質住宅。

同時，改革房地產開發融資方式和商品房預售制度。其中，改革開發融資方式就是前面講的全面落地白名單融資協調機制，倒逼項目“非合規、不融資”的新模式，告別“高杠桿、高成本、高周轉”的舊融資模式。改革商品房預售制度，就是逐步由預售向現售轉型。據克而瑞統計，重點城市現售房已占30%的份額，“所見所得、馬上就住”的需求特征也會加速住房現售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