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12月以來，在《巴黎協議》控溫目標通過背景下，歐洲加速淘汰傳統能源。

這六年間，歐洲煤炭發電量在發電總量中的占比逐年下降。2020年，歐盟27國（含英國）的硬煤和褐煤的總發電量降至365兆瓦時，與2015年705兆瓦時相比，下降幅度近乎50%。

這造成了現在的局面——整個歐洲僅有12個國家的41個地區（包括英國的10個地區）尚存煤炭開采活動。并且，這些開采活動得以維持，原因之一在于許多國家的煤炭生產商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政府獲得高額補貼。同時，補貼的錢也負擔了生產商從煤礦購買最低份額煤炭的費用。而“高額補貼”的做法也被“倡導環保”的歐盟委員會大肆詬病，它們將這視為能源轉型進程中的“攔路虎”。

而“去煤化”導致的能源缺口，一半由太陽能和風電填補，另一半則是加大天然氣的使用。

至此，煤炭就像在歐洲被判了“無期徒刑”，而風能、太陽能晉升為環保時代的“寵兒”。但在儲能技術還尚不發達的前提下，人們似乎高估了它們的穩定。在此次危機中，也是清潔能源占比更高、能源結構更不均衡的國家受影響相對嚴重。

今年以來，歐洲風力遠低于正常值，氣候異常。天氣的變化，正是在考驗轉型下歐洲能源供應的韌性。至于它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顯然，歐洲的現狀已足以說明。

回顧過去6年，整個歐洲似乎都在邊反化石能源，邊依賴化石能源。如何平穩地度過轉型，是比“轉型”本身更關鍵的問題。本次危機更像是一場大考，其本質是對歐洲環保政策實施是否合理的挑戰，也是在轉型中不得不承受的“陣痛”。

疫情給能源危機添了一把火

一場疫情，到底改變了什么？小到身邊人的升學、工作，大到全球經濟格局。而對于能源危機，疫情則為它添了一把火。更確切的講，疫情發揮了放大鏡和催化劑的作用。

前面我們討論了歐洲脆弱的能源結構，這是危機發生的內因。而外因，或者說“催化劑”，則是這場持續近兩年的疫情。

它在兩方面沉重打擊了能源市場，一是油氣運輸不暢，二是供需嚴重失衡。由于能源行業是一旦投產，便可以持續運作，因此疫情對能源的影響明顯區別于其他商品。具體表現為首先沖擊的并非供給，而是需求。需求銳減，然后才導致了一系列供需錯配的連鎖反應。

疫情爆發后，在各國實施的封鎖、居家隔離政策下，工商業停擺，同時人們對出行的需求大大減少。運輸、發電對于能源品的需求，瞬間跌入低谷。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前，油價隨交通運輸的負面沖擊而一路狂跌。知名咨詢公司和投行更是紛紛調低油價期望值，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還曾發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三分之二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高管認為石油生產永遠不會完全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