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指出，“一帶一路”國家項目競爭加劇造成的電價下降、投資國的主權擔保減少以及項目所在國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市場消納和價格政策框架不健全，影響了“一帶一路”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可融資性”。

電價機制是影響可再生能源項目可融資性的關鍵因素。除越南等個別國家建立起了類似于中國的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機制，很多“一帶一路”國家的電價通過公開投標競價決定。

“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處在依靠便宜的電力推動工業崛起的發展階段，”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資深項目主任劉君言博士告訴中外對話，“競價機制會壓縮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利潤空間，這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海外投資提出了更高的成本控制要求，獲得更低成本的融資是關鍵。”

佟江橋在網絡研討會上指出，電價水平和支付保障機制決定了一個項目的未來現金流，是金融機構非常關注的問題。在很多“一帶一路”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經濟性需要與煤電成本對標。另外，一些國家市場對可再生能源限電所造成的損失缺少合理補償機制，這樣的購電協議對于金融機構也是難以接受的。

當項目的購電方和購電協議存在風險，金融機構會需要項目提供投資方或政府的擔保。

較多“一帶一路”項目是以中國投資企業在國內的資產為擔保，為其海外項目獲得融資，即“內保外貸”。如果發生違約，金融機構可以向中國投資方發起追索。但報告指出，這種有追索的公司融資是體現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的一種潛在負債，且長期占用企業擔保資源。目前中國企業杠桿率普遍較高的情況下，很難再進一步承擔這種擔保式的融資。對于資產相對不那么雄厚的民營可再生能源企業來說尤其如此。

民營企業在中國可再生能源投資領域非常活躍，尤其是光伏行業。截止2018年，中國國內超過2/3的光伏電站是由民營企業投資的。但近年來，由于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發放的拖欠問題，造成很多企業現金流吃緊，難以支持海外項目的擔保和投資。

中國最大的民營光伏電力企業晶科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項目及結構性融資總監孫以波在網絡研討會上透露，公司向政策性銀行尋求海外光伏項目融資時，無論怎樣設計融資結構和風險分布，對方都要求企業提供擔保。“對于我們民企來說這有點困難，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整個的報表”，孫以波說。

報告指出，由于較高的債務水平，一些“一帶一路”國家已經很難為電力項目，包括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提供主權擔保。而主權擔保往往是中國金融和保險機構提供信貸支持的條件之一。可再生能源項目由于市場化較強且規模較小，更難獲得東道國政府主權信用擔保，平添融資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