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的法制建設雖然是一個法律問題，但根本上仍舊是一個利益再分配的問題。法律的任務即是通過利益的二次分配來調整各方行為，從而達到某種法益的保護。根據經濟學原理，我們可知，環境具有外部性特征，要扭轉將環境作為公共品的現狀，對于政府，最為有效率的方式是收緊準入環節和提高污染成本，其次才是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出來后通過法律途徑追究責任。如果依據這一思路展開，那么我國目前在法律制度建設方面做得并不夠：

　　（一）準入許可制度

　　我國憲法規定，礦藏是國家所有，個人或組織利用礦產資源，必須向相關主管部門申請，相關主管部門負責進行礦產資源規劃并依法向符合規定條件的單位或個人發放采礦許可證。采礦許可證可以轉讓，但是政府只能對由它發放的采礦許可證進行管理，對于私人之間采礦許可證的轉讓，監管作用趨于弱勢。而由于企業的合并、分立，與他人合資、合作經營，或者企業資產出售以及有其他變更企業產權的情形而需要變更采礦主體的，我國法律規定可以變更采礦權主體，因此，采礦主體之間容易通過這種方式互相轉讓采礦許可證，使采礦權轉讓相當混亂，采礦主體借此謀取不正當利益。

　　（二）行政管理職權范圍模糊，缺乏配合協調

　　環境問題中的管理職權上的混亂在所有政府管理中較為明顯。而在礦產資源開發上，根據我國礦產資源法規定，國務院地質礦產主管部門負責全國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監督管理工作。各省一級地方政府地質礦產主管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監督管理工作。其余有關主管部門協助同級礦產主管部門進行相關監督管理工作。但是，在實際過程中，環境問題常常十分復雜，需要各個政府管理部門配合協調，而一個獨立的管理部門既缺乏強大的管理能力，也不具備綜合調配能力，因此，在環保領域建立綜合管理部門的呼聲日盛。

　　綜上，在目前礦產資源開發中，環境保護的加強，要依靠法律上加強如下兩方面：第一是準入后采礦權的使用、流轉問題；第二是各地政府部門如何對礦產資源開發中的環境保護進行監管的問題。

　　三、礦產資源開發中環境保護法制建設的建議

　　（一）完善和健全礦產資源開發中的環境立法

　　環境立法是加強法制建設的基礎，也是嚴格執法的依據。缺乏立法的指導，各地管理部門在實際管理工作中就無法可依，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保障。目前，礦產資源開發中還缺乏效力層級較高的法律，一部原有的《礦產資源法》對于礦產資源開發中的環境保護缺乏明確有效的保護條款，同時，目前也缺乏在實施過程中所依據的具體實施條例，而《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規定》還屬于部門規章范疇，約束力較差，也僅僅局限于地質環境保護，而非整體環境。對此，要完善立法，對現行《礦產資源法》進行修改，對于其中的礦業權用益物權要與物權法中適應的礦業權用益物權的相關法律規定結合起來，對已有的法律條款進一步細化，增強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