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艷華認為，作為傳統外貿大市，廣深面臨著更大的外貿轉型壓力，而跨境電商也被視為推動外貿從“大進大出”到“優進優出”轉變的一劑“良藥”。

　　深化與港澳合作方面，兩市也均有布局。廣州將構建粵港澳跨境電商合作平臺，包括創新穗港澳口岸通關模式，加強穗港澳產品檢驗檢測技術和標準研究合作。

　　深圳則計劃，研究建設深港跨境電商合作示范區，打造深港跨境電商綜合服務生態圈，包括鼓勵跨境電子商務企業通過在港設立離岸公司開展跨境支付、結算業務。

　　陳海權認為，背靠港澳是廣州、深圳發展跨境電商的最大優勢。兩市有著港澳所不及的互聯網技術，但港澳在貨源等方面又更勝一籌，未來趨勢一定是優勢互補。

　　毛艷華則分析，香港在廣州、深圳跨境電商中扮演著重要的中間人角色。同時，香港在貿易服務、金融服務和人才資源等方面優勢明顯，這是內地所欠缺的。

　　制度創新的自貿區基因

　　事實上，正處于成長階段的跨境電商，還在探索。

　　4月8日，國家跨境電商新政突然出臺，將多數從業者、地方政府“驚醒”。目前，雖然新政又被按下“暫停鍵”，給出一年緩沖期，但卻留下監管“新命題”。

　　中國物流行業協會聯盟秘書長鄭艷玲表示，未來如何在宏觀政策與市場、企業和消費者需求間進一步取得平衡，既考驗官方決策，也值得行業深思。

　　多名受訪專家認為，廣州、深圳兩份方案在這一節點推出，一方面順應國家鼓勵跨境電商發展的政策導向，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兩地將對跨境電商發展進一步加大“自下而上”探索和創新力度。事實上，廣東政府亦強調，廣州、深圳綜試區要著力在跨境電商企業對企業（B2B）方式相關環節的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先行先試，為推動全國跨境電商健康發展創造更多可復制推廣的經驗。

　　同時，對比早前發布的杭州方案，廣深一方面是注重經驗的借鑒和承接；另一方面，廣州、深圳在“自貿區基因”的強大作用下，對制度創新亦有更高追求。

　　例如，廣州提出加快建設涵蓋跨境電子商務經營主體和進出口全流程的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平臺，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

　　盡管“單一窗口”并非廣州首創，但其中的質量溯源體系卻是創新。依托覆蓋全鏈條的質量追溯體系平臺，所有經南沙進出口的跨境電商商品質量信息都可便捷查詢，這也意味著監管部門對進出口商品的“來龍去脈”將了如指掌，未來通關也將隨之制度完善更便捷。

　　深圳則提出，下一步將重點發揮廣東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在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創新跨境電商業態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