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方興未艾，廣州、深圳“野心勃勃”。廣州提出，要將廣州綜試區打造成為跨境電商創新發展先行區、外貿優化升級加速器，將該市建成全國跨境電商中心城市和發展高地。深圳目標則是，成為亞太地區跨境電商交易中心、金融服務中心和物流樞紐。
盡管定位略有差異，但兩市卻也共通思路，一是希望借跨境電商推進外貿轉型升級，二是將進一步深化與港澳跨境電商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兩份方案還對監管模式、金融服務等方面創新提出更高追求。受訪專家認為，廣深跨境電商發展的制度創新需求，實際上就是對廣東自貿區更高、更快和更新進行制度創新的要求，重點是貿易便利化方面。
廣深功能互補，促外貿升級
2016年一季度，廣州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為26.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倍，規模全國排名第一，占全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的30.2%；而深圳2015年跨境電商交易額也達320億美元，同比增長88%。
但面對紅火的跨境電商，廣深兩市的“野心”不止于此。廣州在上述方案中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廣州元素”跨境電商發展促進體系，經3-5年建設，將廣州綜試區打造成為跨境電商創新發展先行區、外貿優化升級加速器，將廣州市建設成為全國跨境電商中心城市和發展高地。深圳的目標則是，到2020年全市跨境電商交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年增30%左右，成為亞太地區電商投資合作便利、產融創新突出、服務體系健全、營商環境規范的跨境電商交易中心、金融服務中心和物流樞紐。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艷華認為，廣州、深圳的定位突出各自在跨境電商價值鏈上的基礎條件、產業發展和區位等方面優勢。
另一方面，從廣東省的角度來看，廣深實際亦形成一種功能錯位。廣東亞太電子商務研究院院長陳海權分析，跨境電商作為一個生態體系，很難有城市能夠一口氣“吃掉”全部功能，因此合理分工非常必要，未來兩地如能順暢聯動，這利于全省發展。
廣州、深圳發力跨境電商的共通思路，主要體現在希望借助跨境電商來推進外貿的轉型升級，以及將進一步深化與港澳跨境電商合作兩方面。
廣州提出，將實施“互聯網+外貿”，引導傳統外貿企業借跨境電商推進轉型升級。深圳亦將“探索跨境電商促外貿轉型新路徑”列為一項主要目標。
毛艷華認為，作為傳統外貿大市，廣深面臨著更大的外貿轉型壓力，而跨境電商也被視為推動外貿從“大進大出”到“優進優出”轉變的一劑“良藥”。
深化與港澳合作方面，兩市也均有布局。廣州將構建粵港澳跨境電商合作平臺，包括創新穗港澳口岸通關模式，加強穗港澳產品檢驗檢測技術和標準研究合作。
深圳則計劃，研究建設深港跨境電商合作示范區，打造深港跨境電商綜合服務生態圈，包括鼓勵跨境電子商務企業通過在港設立離岸公司開展跨境支付、結算業務。
陳海權認為，背靠港澳是廣州、深圳發展跨境電商的最大優勢。兩市有著港澳所不及的互聯網技術，但港澳在貨源等方面又更勝一籌，未來趨勢一定是優勢互補。
毛艷華則分析，香港在廣州、深圳跨境電商中扮演著重要的中間人角色。同時，香港在貿易服務、金融服務和人才資源等方面優勢明顯，這是內地所欠缺的。
制度創新的自貿區基因
事實上，正處于成長階段的跨境電商，還在探索。
4月8日，國家跨境電商新政突然出臺，將多數從業者、地方政府“驚醒”。目前，雖然新政又被按下“暫停鍵”，給出一年緩沖期，但卻留下監管“新命題”。
中國物流行業協會聯盟秘書長鄭艷玲表示，未來如何在宏觀政策與市場、企業和消費者需求間進一步取得平衡，既考驗官方決策，也值得行業深思。
多名受訪專家認為，廣州、深圳兩份方案在這一節點推出，一方面順應國家鼓勵跨境電商發展的政策導向，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兩地將對跨境電商發展進一步加大“自下而上”探索和創新力度。事實上，廣東政府亦強調，廣州、深圳綜試區要著力在跨境電商企業對企業（B2B）方式相關環節的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先行先試，為推動全國跨境電商健康發展創造更多可復制推廣的經驗。
同時，對比早前發布的杭州方案，廣深一方面是注重經驗的借鑒和承接；另一方面，廣州、深圳在“自貿區基因”的強大作用下，對制度創新亦有更高追求。
例如，廣州提出加快建設涵蓋跨境電子商務經營主體和進出口全流程的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平臺，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
盡管“單一窗口”并非廣州首創，但其中的質量溯源體系卻是創新。依托覆蓋全鏈條的質量追溯體系平臺，所有經南沙進出口的跨境電商商品質量信息都可便捷查詢，這也意味著監管部門對進出口商品的“來龍去脈”將了如指掌，未來通關也將隨之制度完善更便捷。
深圳則提出，下一步將重點發揮廣東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在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創新跨境電商業態和模式。
毛艷華認為，廣深跨境電商發展對制度創新需求，實際上就是對廣東自貿區更高、更快和更新進行制度創新的要求，重點體現在貿易便利化方面。換言之，跨境電商就是給自貿區探索提出具體的方向，二者實際上均基于推動貿易發展的初衷。
陳海權還認為，出口作為跨境電商的主要方向，但現實中國內企業和產品在國外市場卻遭遇困難重重，國內政策遠水解不了近火，仍需制度上的對接和平臺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