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構想中的“社會投資”，是運用這筆基金，協助刑期一年以內的囚犯改過自新、重投社會。根據統計，英國這類囚犯出獄后因找不到固定居所和工作，于放監一年內重犯的機率超逾60%，那意味著囚禁犯人的經費不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成為政府經常性的沉重負擔。SIB支持的“社會行動（投資）”是培訓釋囚，比如一項十六周的油漆工訓練便甚成功。這種“社會行動”還包括為釋囚安排住所（據說許多釋囚是因為放監后居無定所而再度犯案）。數據顯示，“安居樂業”（有瓦遮頭及有固定工作）令大部分釋囚不會重蹈法網。迄2014年8月，該市重犯率比全國平均數低8.4%，如無意外，SIB將于2016年第一次派息，資金當然來自政府省下的監獄預算。

SIB雖然在盈利上無足觀，但以捐錢為手段的慈善機構，于做善事（令犯人重生）之余還有收入且可節省政費開支，確是鼓舞人心之舉，政府馬上介入，是應有之義。英國保守黨政府于2012年成立一個資本達6億鎊并委任科恩為主席的“大社會資金”（Big Society Capital），致力于通過“社會行動”以“分擔政府工作、削減財政赤字”。如今保守黨成功連任，首相卡梅倫早前提出、具體內容尚不清楚的“大社會”（Big Society）計劃，看來會有很大發展空間。

當今之世，政府財政支絀是常態，見獵心喜仿效SIB的政府多的是，英國的便有艾恩斯郡及倫敦市，海外的更數不勝數，如美國、澳洲、哥倫比亞、加拿大和印度，都已成立類似組織。而羅納德爵士還成為八大工業國（G8）的“社會關愛投資小組”主席。看來這種可以減輕納稅人負擔而又能使投資者有利可圖（雖然比起金融市場的暴利只是蠅頭小利）的“社會投資”事業，會慢慢成為一門吸引慈善機構大力投入各“有意義又有收入”的金融事業。

2011年7月轉任牛津賽伊德（Said）商學院院長的杜芬奴（P. Tufano）教授，在他求學及教書三十多年的哈佛時，寫下不少對業界具有重大影響、有關工商管理及金融革新的著作，然而，他私心最關懷的，是如何憑借金融革新，讓被金融機構摒諸門外的低收入階層，能夠從蓬勃興旺衍生工具推陳出新的金融業中分杯羹。事實顯示，只要愿意，“有錢人”都能受惠于日新又新的金融工具，但一向以來，銀行家不做“窮人”（年收入一萬美元左右的家庭）的生意，因此，金融活動帶來的好處，“窮人”無法分享。杜芬奴認為應鼓勵“窮人”投入金融活動，如此他們才會有所得益。

由于政府派發種種形形色色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以美國來說，“窮人”雖因此不致饑寒交迫、潦倒街頭（西方大都會的露宿者多是崇尚自由不愿受任何規例拘束的流浪漢），但他們一窮二白的本質不變，生活彷徨，看不到前景，令社會充斥著怨氣和戾氣。據美國金融業管理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nthority）于2012年所作的調查，40%受訪者說他們面臨絕境時無法籌措應急的2000美元；約有三分二受訪者指他們失業三個月肯定會斷糧……這種情況，在非行全面福利制度的資本主義是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