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金融業亦趨復雜化。當公元1000年前后遠洋捕魚獵鯨成行成市而慢慢發展出來的海上貿易，若非有銀行、保險及稍后出現的股市的助力，肯定無法成為推動環球貿易進而促進世界各國互通有無、令各國各受其惠的經濟手段；各國于通商中很自然地催生了種種可以“交換價值”的工具，金融制度由是而生。不必諱言，以今日在政府監管、市場競爭及傳媒虎視眈眈之下，金融丑聞尚時有所聞，在“什么都沒有”（既無政府監管亦無同業規范是絕對弱肉強食的自由世界）的古代，詐騙或經營失算、失當而肇致的金融災難，更是常態。當然，“什么都沒有”是不嚴謹的說法，因為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比侖皇帝制定、后人以皇上之名名之的《漢謨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既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法令，也有劃分奴隸與自由人的規定，更重要的是，《法典》已有類似現在最低工資的規條，訂明牛車車夫以至醫（巫）師酬金的準則，而新建房屋如倒塌，承建商責無旁貸應作出賠償，這與今之物業保險無異。《法典》的主要部分在規定家中各人的權責，對遺產分配、離婚以至性行為，都明文刻石以示天下。在處理這些事項上若出錯（當然是皇帝老子說了算數），負責官員將被辭退且“永不錄用”！

帕爾默有所不知的是，買賣雙方稱便的貿易，在我國真的是“古已有之”。《易·系辭（下）》說神農氏（應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時已有市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交易”大概是以貨易貨，惟明白指出“以貨易貨”的交易，見諸《淮南子·齊俗訓》，說于唐堯時（應于公元前約2000年）以市集交易情況：“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

在經濟學家眼里，人有兩種“資本”。其一為“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即是一個人所賺取和累積的錢財；其一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即是賺錢（特別是未來）的能力。這兩種“資本”并不“調協”，上年紀者的“人力資本”所剩無幾，但多少有點累積的錢財，當然，一窮二白者亦不在少數；年輕的有充沛“人力資本”卻“莫財”，而這亦是籠統的說法，因為在科網時代青少年人發大財固比比皆是，獲“雙親銀行”饋贈者更為過江之鯽。

如何讓這兩種“資本”不會因為“青黃不接”而出現窘迫情狀，惟金融運作足以彌補這種缺憾，而信貸是自古至今行之有效的工具。人們趁“人力資本”旺盛時多賺點錢，然后儲蓄令“金融資本”厚積，以待“人力資本”消逝即失去工作能力沒有收入時使用（退休時不致為生活之資而煩惱）；同理，缺乏“金融資本”的年青一代，除了工作賺錢之外，尚可以其“人力資本”作為按押品，向金融機構以至政府部門舉債（如學生向政府借貸交學費）。長期物業按揭是調和這兩種不同“資本”的典型例子。固定開支與收益（利息收支）的信貸（如定息存款如債券）以至派息浮動的股票（公司賺蝕無常派息多寡是未知之數），便是因應市場需求而生的“新”玩意。至于證券市場的出現，則是海上貿易的衍生物。在中古世紀遠洋航海開始的時候，為了開拓海外市場（最初是采購“奇異”的外國物品如香料）牟取利益，對前景有憧憬且有“金融資本”者，斥資興建船舶，與充當探險家和船員這類有“人力資本”者合作。當然，船員出海后應該怎樣做，比如在目的地以何種價格購進哪種物品，有明文規定，這便是最古老的“合約”。非常明顯，“金融資本”可從集資得之，出資者便是股東，股東有分享利潤的“權利”，也有承擔風險的“義務”；而讓這些“權利與義務”可以轉讓的市場，是為證券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