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全球金融監管體制主要有三種類型：統一監管模式、分業監管模式及雙峰監管模式。老牌金融帝國英國，還有諸如日本 、新加坡等國采用統一監管體制，韓國是在分業經營的同時采取統一監管。我國和法國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而美國則采用混合監管模式。

　　美國于1999年通過《1999年金融現代化法案》。該法案模糊了分業監管結構下不同金融市場的邊界，允許成立"金融持股公司"或"銀行持股公司"，從事包括保險和證券在內的任何金融活動，從分業經營轉向混業經營。然而《1999年金融現代化法案》并沒有完全廢除1933年銀行法案建立的分業監管體系，也沒有建立起一個體現功能監管的監管結構，功能監管原則事實上沒有得到徹底執行，這反而使美國金融監管更像一個機構型監管和功能型監管的混合體，或處于從機構型監管向功能型監管轉型的過渡階段。這種可被稱為"多元監管者"或者"部門監管"的所謂功能監管模式越來越體現出與金融結構的不匹配。如多頭監管模式下對系統性風險監管的缺失，對日益發展的新型金融市場，尤其是衍生金融市場、私募基金等的監管不夠，監管者對資產價格及金融泡沫的監測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現有的"一行三會"體制大同小異。這些缺陷在2008年次貸危機中得到了集中體現，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代日益顯著顯露出來。

　　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使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有了一系列結構性改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固有缺陷，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多元監管"或"部門監管"的模式。美國金融監管體系仍保持由多個監管者構成，甚至比之前更多。美國對金融監管模式的討論和改革，同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所相比，已然落后。這也是美國金融和經濟形勢至今仍很難說已企穩的一個重要內在原因。

　　英國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另一極端，將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對銀行的監管權及倫敦證交所掌握的對上市公司的審核權，原由財政部擁有的保險立法權等，全轉移給了一個幾乎全能的監管者--金融服務局(FSA)，因而也稱為"單一監管者"或"綜合監管"模式。其實，早在英國實行FSA模式之初，就有批評者認為，將對銀行的監管職責從央行"最后貸款人"職責中分離出去，有很大風險。最大風險在于，在缺少了從監管職能中得到相關具體機構基本信息的條件下，央行難以充分履行其"最后貸款人"的職責。

　　作為一種居于多元和一元之間的模式，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ASIC)和審慎監管局(APRA)，分別負責審慎監管和業務行為監管。這種金融監管體系被形象地稱為"雙峰監管"或"基于目標的監管"模式。ASIC的權力擴展到銀行、保險等更廣泛的金融業務范圍，這使ASIC同時具有公司監管者、金融市場監管者和金融消費者保護者等多個角色。而APRA則審慎監管整個金融體系，保證所有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作為央行，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負責貨幣政策和穩定金融，但不承擔任何直接的銀行監管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