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看到眾籌是一種資金、管理方式的創新，是一種新經濟特別是網絡經濟出現的產物，我很認同周其仁教授的觀點，對于改革過程中的創新，剛出現時常常是突破或或者是超越了現行法律的規定，比如在改革開放前，個體的經營行為會被認為構成投機倒把罪，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搞年產承包責任制在當時也是不被允許的，周教授認為所謂的制度創新就是順應時代的潮流將這些小范圍的邊緣的探索行為通過官方的法律規則予以合法化正式化轉化為國家的正式制度。

其次，面對社會中的新生事物中存在的風險，我們是相信市場的力量還是寄希望于用國家權威機構的監管來解決，這方面的爭論從市場經濟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習大大和克強總理等新一屆領導集體一再強調要把屬于市場的交給市場，當然各執一端也是不對的，但我們至少應該承認通過參與眾籌計劃的人互相之間的博弈、溝通、互動來自我自發的控制眾籌中的風險應該成為風險控制的主體，監管機構的扶持規范引導也很重要，但這種規范引導行為應該是市場機制的補充。

再次，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眾籌中產生的法律風險是存在救濟渠道的，無論是出資行為、股份代持行為發生糾紛都可以用民商事法律和訴訟程序還有部分行政規范來解決，而非法集資罪屬于刑法范疇，刑法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謙抑性、補充性、最終性，只有當民商事等其他渠道不能解決時才能選擇用刑法的機制進行治理，如果把眾籌中的法律風險一律以非法集資等刑事邏輯進行解決，這是不恰當的運營刑事手段解決社會危機的行為，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當然我們也要正視眾籌中存在的法律風險，為了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可以出臺相關的法律來引導規范眾籌的發展，比如規定眾籌計劃要有充分的風險提示、不能寬大虛假宣傳、項目要信息公開、財務公開、要建立投資人充分參與項目的機制等，也可借鑒域外的經驗，比如根據募集資金的數額大小、參與人數多少、投資人投入資金的數額和其收入的比例等來設定安全的避風港，我相信這樣的引導和扶持是積極的充滿正能量的；同時對項目發起人而言，要自覺控制募集資金的上限和人數、范圍，在國家沒有出臺眾籌法規之前，建議人數上限不要超過200人，且設計一個募集股東定向溝通刪選程序，在募集時做好充分的風險提示，比如可以借鑒JOBS法案的規定，建議募集股東根據年收入水平來決定參與募集的資金數額，保證項目信息公開透明、建立相關的股東參與公司項目的監督機制，在有的發起人發起的項目中還約定了股權眾籌的股東可以隨時退出，公司和發起人應無條件進行回購來保證投資人的利益。總之無論是對眾籌的發起人還是參與眾籌計劃的人及國家和相關監管機構來說，眾籌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