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追問中，方顯理性、科學與公義。在可燃冰的試采中，我國一直對環境問題保持高度關注，在試開采的前六年間，先后在神狐水合物區組織了10個航次的野外調查，系統勘察了這一海域的地質、海洋生物、海底環境、海表大氣甲烷等特征，對海底滑坡等地質災害進行了系統監測，保證了整個開采過程的安全、可控和環保。

未來，可燃冰如果能實現大規模開發利用，將對我國煤炭依賴性能源結構帶來重大改善。從社會大眾的角度看，價格可控的、可廣泛使用的替代性能源的出現，正是“人人享有可持續能源”、保障社會公平的重要前提。

“正名”新核電

華龍一號是我國具有完整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三代核能發電技術。“完整自主知識產權”幾個字意味深長。上世紀80年代，在法國和英國的幫助下，中國建設了第一座百萬千瓦級大型商業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當時，從水泥到電話線都需要從國外進口，國產化率僅為1%。而華龍一號的裝備國產化率達到85%以上，六萬多臺套設備的生產、配套和組裝，涉及上海、四川等28個省市、5300多家企業。

但相對技術上的高歌猛進，全球核電面臨的是一個飽受爭議、并且相對低潮的環境。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后，各國普遍放緩了核電建設速度。2015年《全球核工業狀態報告》顯示，全球核電廠開工數由2010年的15座跌至2014年的3座，全球核電占總發電量的比例連續3年低于11%。

在國內，對核電的質疑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幾年來，題名為《十問內陸核電》《多余的核電》《反核電宣言》的文章屢見報端，部分社會公眾的恐核情緒也再次滋長。

但對于核電的安全性問題，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設計施工者，都從來沒有過絲毫松懈。

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海牙國際核安全峰會上首次闡述了中國的核安全觀：“荷蘭哲人伊拉斯謨說過，預防勝于治療。近幾年，國際上發生的重大核事故為各國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防止歷史悲劇重演。”2016年，國新辦發布的《中國的核應急》白皮書也提到，“核事故影響無國界，核應急管理無小事”。

喚起人類恐懼的是新技術，平息人類恐懼的，則往往是更新的技術，這一點，華龍一號是絕佳的例子。不同于以往的核電技術，華龍一號根據地球重力和自然循環的方式，設計了一套能動與非能動相結合的安全系統，在無外部電源的情況下，依然能為核電站提供防護措施。它還采用了雙層安全殼結構，不但可以抗9級地震、防大型海嘯，還可以抵御商用大飛機的惡意撞擊。

從核電本身來看，作為一個相對成熟的技術，它仍然是短期內替代化石能源發電的重要選擇。中國工程院院士樊明武曾指出，要利用化石燃料所給的喘息時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利、太陽能、燃料電池、地熱等，而“要保證70億到100億人口在地球上活著并生活得比較好，原子能還是最可能的解決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