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光譜往前推移30年，美國是不會擔心一個尚未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國能對美國形成多大的競爭擠壓的，但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美國很快發現，中國不僅在適應全球貿易規則方面是八段高手，而且在承接全球產業轉移紅利方面也做得十分出色。通過WTO搭建的平臺，中國將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強化的生產能力和不斷擴充的貿易體系緊密結合起來，短短15年間，在貿易領域就從一個相對邊緣化的貿易體成長為全球三大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力量之一，且隨著技術領域的不斷進步和金融競爭力的增強，中國在全球貿易價值鏈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并能根據全球經濟和貿易發展趨勢更積極主動介入雙邊、區域乃至全球貿易便利化的進程中，甚至能在貿易規則領域拿出制度設計。顯然，這與美國的國家戰略利益發生了碰撞。為了對沖中國在亞太地區日漸增強的影響力，與軍事領域重返亞太的戰略相互策應，并非TPP發起國的美國，在該協定發起談判之后的第8年（2009年）宣布加入談判，并很快主導了談判進程。

　　按奧巴馬的說法，一旦TPP最終施行，目前亞太地區的諸多貿易壁壘將消除，域內成員國將有18000項針對美國產品的稅目被取消，這意味著美國能向亞太地區出口更多產品，這無疑有助于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由于中國不是TPP談判國（即便將來加入談判，可能也是相對弱勢的參與國），這將確保美國能牢牢把握亞太乃至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只是，在全球經濟與貿易體系日趨多元化、經濟重心東移趨勢加快，但發達經濟體仍握有體系主導權的今天，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發達國家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新興經濟體，均在積極構建區域乃至全球性貿易圈，進而尋求制定21世紀全球貿易規則。但歸根結底，要形成新的更具便利性和促進公平競爭的貿易規則，中美兩大經濟體必須在摒棄排他性思維的基礎上，積極尋求有效合作與利益共享機制的建立，以在合作博弈中共同構建21世紀全球貿易規則。

　　對有戰略眼光的兩國政治家和商業領袖來說，構建適應21世紀趨勢變遷的貿易規則，不僅需要中美兩國努力尋求擴大合作空間，凝聚彼此共識，也離不開與歐洲、日本、印度、俄羅斯、巴西及其他經濟體的深度合作。貿易規則肯定有服務于國家利益的一面，但又不能僅僅服務于國家利益，它還有節約交易成本，促進人類福祉提升的一面。兩者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