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若干意見》，要求大力調整外貿結構，全面提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水平，努力構建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格局，營造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完善對外貿易政策體系，加快提升對外貿易國際競爭力，最終實現五個轉變：一是出口由貨物為主向貨物、服務、技術、資本輸出相結合轉變；二是競爭優勢由價格優勢為主向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轉變；三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為主向創新驅動轉變；四是營商環境由政策引導為主向制度規范和營造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轉變；五是全球經濟治理地位由遵守、適應國際經貿規則為主向主動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訂轉變。《意見》確定了提升我國貿易國際競爭力、培育對外貿易新優勢的目標和舉措。
傳統競爭優勢削弱
外貿增速回落到個位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抓住全球制造業大轉移的機遇，制定優惠政策，大膽吸收外商投資，承接東亞、歐美轉移出來的生產能力，發展加工貿易，有力推動了工業化進程，成功加入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之中，成為世界制造中心。同時，不斷增加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投入，通過粗放型的經濟擴張拉動經濟增長，實行出口導向戰略，主要依賴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和價格優勢擴大貨物出口，對外貿易取得超常規增長，形成了外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對外貿易的擴張拓展了資源配置空間，增加了就業機會，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如今，中國外貿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全球總需求不振，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明顯放緩，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孕育新突破，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國內要素成本全面高企，主要生產要素供求關系改變，政策優惠空間縮小。雖然外貿傳統優勢仍然存在，但優勢正逐步削弱，對外貿易已從兩位數的增速回落到個位數。
一是價格優勢削弱
我國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價格與越南、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相比優勢逐步縮小，出口利潤率只有區區1%—3%左右，而且許多工業制成品價格也不再便宜，中國產品價廉物美的美譽正慢慢改變。究其原因，主要是出口商品的成本不斷上升導致的。
2008年以來，為了縮小個人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我國各地逐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簡單勞動力的價格一路上揚。2013年，隨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出和國民收入十年倍增計劃實施，社會保障水平上升，勞工成本繼續攀升，傳統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持續弱化；在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條件下，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十分嚴峻，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在房地產市場經歷爆炒之后，房地產價格處于相對高位，加大了企業用地成本；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匯率彈性加大，對世界主要貨幣匯率升值明顯，人民幣升值使出口成本上升，企業利潤率下降；中國作為世界制造中心，對能源、原材料、礦產品、水資源等的需求越來越多，資源壓力日益凸顯，導致資源類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并且由于資源類產品價格上漲傳導到下游的加工制造業領域，制造業產品的成本也出現上漲趨勢；在工業化進程中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環境壓力與日俱增，改善生態環境已經成為現實的政策選擇，因此也必然要求企業增加環境保護投入，企業的環境成本上升。
總之，我國企業目前正面對要素成本全面高企的壓力，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
二是要素供給條件顯著變化
首先，勞動力供求關系正處于深刻變化中。隨著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齡化社會到來，勞動力供給增速放緩，勞動力總供求關系正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逐步喪失，“劉易斯拐點”或將到來。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地區即便不斷提高工資標準，也雇不到合格的勞動力，沿海地區勞工荒在蔓延。因此，依賴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擴大勞動力投入規模拉動生產擴張、增加出口的條件正在改變。
其次，土地供給遇到強約束，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巨大挑戰。為了維護糧食安全，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觸碰，可開發土地的供給遇到強力約束，依賴增加廠房面積擴大市場規模的粗放型工業化模式已經走入瓶頸，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加單位土地的產出，成為必由之路。
再次，實體經濟投資增長率放緩。盡管我國擁有龐大的廣義貨幣供給規模，但在外需增長乏力、內需結構升級條件下，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凸顯。一方面是流動性過剩，社會閑置資本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則是大量流動性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特別是傳統制造業投資。
由于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供給條件變化，依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增加拉動經濟、貿易增長的傳統優勢正在削弱。
三是政策優惠空間縮小
我國在漸進式對外開放中，主要是靠優惠政策推動的。通過制定以所得稅為核心的優惠政策體系，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工業化進程，形成龐大的出口供給能力；通過出口導向的政策設計，鼓勵出口，替代進口，形成大量貿易順差；通過單邊自主開放，選擇性運用國際經濟規則，維護國內產業競爭力和出口競爭力。但在加入WTO后，開放的政策制度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規范的法制化的營商環境逐步替代了傾斜政策；多邊貿易體制約束下的開放取代了單邊自主開放，遵循國際通行慣例成為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基本要求；統一公平的國民待遇逐步取代了以所得稅為核心的外資優惠政策；中性貿易政策替代了出口導向政策，出口補貼大量削減乃至取消，產品傾銷行為受到嚴格約束。
由于優惠政策推動貿易投資的空間被擠壓，靠優惠的傾斜政策培植出口競爭力已難以為繼。
如何培育出口競爭新優勢
要實現對外貿易持續穩定發展，由“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必須謀求轉型升級，在鞏固外貿傳統優勢基礎上，著力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
培育對外貿易新優勢，主要是培育出口新優勢、提升出口國際競爭力。出口屬于流通活動，是由生產決定的。要培育出口新優勢，核心是從生產入手，通過技術進步、生產要素質量改進和效率提高，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生產創造出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改善貿易制度和政策環境，提升出口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最終擴大出口規模，增加出口效率。因此，與傳統的出口競爭優勢不同，競爭新優勢要以全方位提升生產要素效率為核心，以技術創新為依托，以提升產品質量為基礎，以體制改革和政策優化為動力，以主動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為保障，形成系統性優勢，著力于提高外貿效益。
一、提升全要素質量和效率
受資源約束，我國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數量擴張，越來越難以維持在出口中的國際競爭力。要想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必須提高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環境、能源、水資源等在內的全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以提升企業綜合國際競爭力。
提高勞動者素質，要以終生教育和“干中學”為基礎，使我國在30多年的工業化中培育和成長起來的龐大產業工人隊伍發展成為能夠穩定供給的、效率較高的熟練勞動力大軍，從人口大國演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員工技能培訓，把全員技能培訓、職業教育納入日常工作中，并通過提高勞動者技能和素質提升勞動效率。提高資本質量，要以金融體制改革、建立競爭性金融市場為基礎，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準入限制，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簡化投資審批手續，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則，擴大市場準入空間，形成全社會創業的良好氛圍，促進資本向優質企業適當集中，優化資源配置效率。要在繼續控房價過快上漲、穩定房價基礎上，優化土地利用質量，提高土地資源再配置效率。在完善能源與水資源定價方式、稅收制度基礎上，提高其利用效率；實施更高標準的環境保護政策，提高環境質量，在環境保護壓力下,促進企業通過技術改造、技術革新和管理創新等方式尋求生存發展之路，堵住依靠掠奪環境和資源獲得高收益的途徑，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形成出口競爭新優勢。
二、增強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要培育出口競爭新優勢，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提升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就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從主要依賴生產要素投入增加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賴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靠技術創新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使加工貿易逐漸由加工組裝環節向產前研發、產后營銷的價值鏈高端攀升，鞏固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大宗出口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而技術創新是價值鏈升級的關鍵。
首先，要跟蹤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趨向，加大國家對新技術的基礎研究投入，推動新技術應用，跟蹤國際標準，適當提高技術標準，促進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緩解制造業日益趨緊的要素約束。
其次，在深化對外開放中，加強與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鼓勵中外聯合進行新技術研發，支持國內企業通過自建、合資、合作等方式設立海外研發中心，鼓勵跨國公司和境外科研機構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鼓勵企業引進先進技術，促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再次，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建立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投入的財稅、金融政策體系，消除企業創新的制度瓶頸，塑造創新的制度環境，鼓勵企業技術研發投入，改革教育體制，形成創新型人才培育機制，全方位推動技術結構升級。
三、重視出口產品質量，塑造世界名牌
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各國都在謀求調整經濟結構，同質化的產品極易被他國替代，由此，國際貿易的競爭也由價格競爭、規模競爭逐步轉向質量競爭。中國企業能否打造出新型國際競爭力，關鍵取決于能否培育起以技術、品牌、服務為核心的產品質量優勢，以質量立國。質量立國的核心是塑造產品品牌，提升產品品質和性能，改變廉價低質的產品形象。而持續的技術研發創新是塑造品牌的關鍵；良好的服務是品牌維護的主要手段。
提升出口產品質量，還要構建質量倒逼機制，采用國際先進質量標準，建立國際認可的產品檢測和認證體系，按照國際標準組織生產和質量檢驗；建立重要產品追溯體系，完善產品質量安全風險預警與快速反應機制；嚴厲打擊出口侵犯知識產權和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通過構建質量倒逼機制，形成出口企業重視產品質量、崇尚提升產品品質的社會環境。
目前，我國已經涌現出華為、格力、海爾、聯想、三一重工等一批企業以技術創新為支撐，實施品牌戰略和質量戰略，建立完善的全球售后服務體系，也出現了如高鐵、核電、工程機械等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的高端裝備制造業。未來應充分發揮具有品牌、質量效應的企業和行業的示范效應，引領越來越多的企業以質量為基礎塑造世界名牌，形成群體性的、行業性的優質形象，通過品質提升來增強出口競爭優勢。
四、依托體制改革和政策優化，創造制度優勢
體制改革和政策優化的重點是通過進一步簡化行政審批手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形成有利于創新的體制環境；發揮貿易政策增進要素質量改進效應、市場拓展效應、技術進步效應、競爭效應，著重培植以產品質量、技術、服務和品牌為核心的新型競爭優勢；以構建完善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的法律、政策體系為抓手，著力培育新型貿易方式；通過進行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不斷為我國產品出口開拓新市場；通過運用戰略性貿易政策，發揮利潤轉移效應和進口保護、出口促進效應，提高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降低出口產品成本，提升出口競爭力；通過適度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促使國內企業在競爭中不斷提升自身經營管理能力，改進產品質量，提升企業競爭力；通過總結推廣自由貿易試驗區創造的經驗，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攻堅的步伐，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進程。
五、跟蹤國際經貿規則變遷趨勢，主動參與規則制定
2008年金融危機后，盡管在少數國家出現了投資保護主義傾向，但謀求打破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呼聲和行動才是主流，由此也引發了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的變遷。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積極謀求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掌握國際經濟規則制定的制高點和控制權，一方面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推動大區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通過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推動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引領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全球化秩序安排；另一方面，通過簽訂高水平的雙邊投資協定，促進投資自由化，主導國際投資規則安排。
國際經貿規則的變遷趨勢顯示，不僅涉及關境規則，而且越來越多地觸及關境后規則，如國內競爭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外匯和國際收支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等。這將對我國出口活動產生深刻影響。面對全球經貿規則的新變化，我國不能只是一味被動接受、簡單遵從，只有把握全球經貿規則變遷的趨勢，主動積極參與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國的貿易利益，形成互利共贏的國際貿易格局，為提升我國出口競爭力、打造外貿新優勢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六、確立“大貿易觀”，全方位提升國際競爭力
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我國已經由世界經濟舞臺的邊緣步入世界經濟中心，在成長為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同時，服務貿易、技術貿易、勞務輸出、對外投資活動日趨活躍，正成為全面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經濟大國。因此，在培養國際貿易競爭新優勢中，還必須確立“大貿易觀”，從服務貿易、技術貿易和對外投資多角度、全方位提升貿易競爭力。
全球制造業生產網絡體系建立后，必然帶動全球服務分工體系的發展，國際服務外包和服務貿易面臨新的發展機遇。目前，我國服務業已經超越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為了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需要在服務業內部分工日益細化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服務企業內部治理制度，提高服務企業創新能力，改善服務質量。
我國的裝備制造、航天航空、電子信息、衛星通訊、核電、軍工等領域一大批企業已經掌握國際先進技術，高端技術出口能力顯著增強；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具備適用性技術出口能力。為進一步提升技術出口國際競爭力，需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重視技術研發國際合作，加大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扶持。
在實行“走出去”戰略中，我國已經從吸收外資大國轉變為對外投資大國。對外投資帶動設備、原材料、技術和勞務出口，形成投資與貿易互動局面。為提升投資促進出口的能力，尚需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對外投資環境，完善投資促進體系，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與更多國家簽署高標準的雙邊投資協定，有效保護海外投資利益，使“走出去”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相呼應，構建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合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