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水電裝機達3.8億千瓦，風電裝機2.1億千瓦以上，太陽能發電裝機1.1億千瓦以上，生物質能發電裝機1500萬千瓦，地熱供暖利用總量4200萬噸標準煤。風能、太陽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是替代煤炭的主要能源，對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至關重要。保爾森基金會的中國研究部副主任侯安德認為，當前，我國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產量正在削減，可再生能源發展態勢良好。

可再生能源加速發展近年來，我國推動能源轉型變革，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如果包括核能在內，中國的目標是截至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分別達到15%和20%，也就是說，到2020年至少擁有110吉瓦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和210吉瓦風力發電裝機容量。可再生能源行業迎來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等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太陽能發電量同比增長69%;風力發電量同比增長29.4%。2017年6月，中國的光伏太陽能電裝機容量突破了100吉瓦，成為又一里程碑。

侯安德表示，按照某些指標衡量，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顯然已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容量在2015年超過了德國，截至2016年底達到77吉瓦。2016年新增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容量34吉瓦，比除了日本、德國和美國三國外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目前的太陽能發電能力是全世界15年前的30倍以上。同樣，在風力發電方面，中國2016年達到了148吉瓦的裝機容量。在水力發電方面，中國的裝機容量超過300吉瓦，遠遠高于排名第二的巴西(100吉瓦)。包括出口在內，中國也是世界領先的太陽能和風力發電設備制造商。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占據技術領先地位：太陽能龍頭企業生產的高品質太陽能電池板達到甚至超過國際標準。例如，天合光能公司在2016年創造了新的單晶太陽能電池轉換效率世界紀錄。

并網難題制約可再生能源發展侯安德認為，并網難題是影響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由于電力市場不發達以及跨省送電存在管理障礙，中國的可再生能源電力往往被“棄用”而浪費。例如，2016年中國棄風限電率高達17%，相比之下，美國德克薩斯州和德國則不到1%。國內一些省份棄風限電更為嚴重：甘肅2016年棄風限電率高達43%，吉林也高達30%。

“雖然中國多風的西北省份與人口眾多的沿海地區之間距離遙遠，但即使是像河北這樣人口稠密的省份，棄風棄光限電問題還是很嚴重。”侯安德說。大多數電力專家認為，棄風棄光限電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政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的邁克爾·戴維森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具體的電力改革措施，即在更廣泛的地區共享可再生能源，可以消除中國東北部的棄風棄光現象，而無需新增輸電能力。同樣，2016年保爾森基金會發布報告，提議在中國的京津冀地區試點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幫助河北的風電送往附近的北京地區。

依托技術創新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隨著技術進步，可再生能源在經濟上的可行性越來越高。近5年，全球風電設備和光伏組件的價格分別下降了20%和80%，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具備和化石能源競爭的能力。

科技進步使得水能、太陽能、風能這些清潔能源，越來越深入走進我們的生活。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風電項目電價可與當地燃煤發電同臺競爭，光伏項目電價可與電網銷售電價相當。新能源取代傳統能源最終靠的是經濟性和競爭力。目前中國的新能源裝備制造技術和能力已達到較高水平，光伏、風電、儲能等領域的規模發展和技術創新大幅降低了新能源成本，進一步提高了新能源市場競爭力。

解決棄風棄光問題要從根源入手。一方面，提升電力就地消納率，鼓勵以電代煤、以電代油、以電代氣等應用模式創新;另一方面，提高跨區域輸電能力，將富余電力輸向全國。應加快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完善清潔能源優先發電計劃，實施重點水電跨省區消納工作方案，組織開展水火、風火等替代發電市場化交易，促進清潔能源多發滿發和在更大范圍內的消納。

中國提出，將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實現，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

對此，侯安德認為，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風能和太陽能光伏領域的領先地位和持續投入，無疑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強有力支撐。當前中國煤炭消費總量已越過峰值，呈現下降趨勢。非化石能源在中國已進入商業化規模發展階段，單位成本迅速下降。在推進國內能源結構綠色轉型的同時，中國積極向外傳播綠色低碳發展理念，惠及了很多國家。